文曰：“启者：黄克强先生自创同盟会以来，与文共事奔走，艰难迄于今日，凡我同志谅均知悉。前月国庆日，突患胃中血管破裂之症，吐血数盂，晕绝经时，即延德国医生克礼氏诊治，据云，尚可无碍。嗣后胸膈仍觉饱闷，至上月下旬，更发现肝部肿大之征候。三十日下午五时，忽又吐血不止，势极危急，由医注射，暂且止血。三十一日早二时，突再吐血，医再注射，旋即脉停气绝不可复救。呜乎哀哉！以克强盛年，禀赋素厚，虽此次讨贼未得比肩致力，而提携奋斗尚冀诸异日。遽此凋谢，为国为友，悼伤百端！谨告诸同志鉴察之。孙文启。民国五年十一月一日。”
黄的噩耗传到日本，病中的蔡锷为之痛哭，他的挽联是：
以勇健开国，而宁静持身，贯彻实行，是能创作一生者；
曾送我海上，忽哭君天涯，惊起挥泪，难为卧病九州人。
另一位和黄、蔡唱反调，可是他们私交却极莫逆的人，就是洪宪六君子之首杨度挽黄联云：
公谊不妨私，平日政见分驰，肝胆至今推挚友；
一身能敌万，可惜霸才无命，死生从古困英雄。
十一月一日，孙中山和唐绍仪通电全国。
函曰：“克强先生交游满天下，车笠之盟，缟紵之好，究有为仆等所未悉者。代主丧务，勉持大体，征名遍讣，恐有未周，诸祈见谅。”
北京方面国会特休会一日，下半旗一日志哀。
十一月二日北京政府令：
“上将黄兴缔造共和，首举义旗，功在国家，薄海同钦，……派王芝祥前往致祭，给致治费二万，丧葬事宜由江苏省长齐耀琳就近照料……。”
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吗？护国讨袁第一大功臣的蔡锷，在黄兴逝世后八天病逝于日本。
护国讨袁时，蔡锷在军中已积劳成重病，主要为喉疾。民国年六月二十八日他由永宁启程，二十九日抵大洲驿，七月一日抵泸州，这时蔡的喉疾已非常严重，到了不能讲话的地步。
在泸州请了一位德国医生阿密思替他诊视，服药无效，又加上肺叶肿痛，滴水难入，体温高达三十九度，夜不能寐。
蔡锷是个责任心极强人，虽然在病重之中，仍觉得军队的欠薪，四川的善后都是必须尽快解决，非他本人处理不可。仍抱病坚持任事，他也确有许多未了之事。
七月四日，段祺瑞特派法国医生赶来泸州检治蔡的喉疾。法国医生检视后认为：喉病延误过久，声带已狭，病况严重，非迅速赴上海或日本就专科医治不可。
蔡锷的最可贵处在于从不居功。袁世凯死后，蔡功业盖世，名满天下，然而他却不汲汲于名位权利。对于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，这应当是最可宝贵的品德。有些人特别贪恋权位，但却虚伪得很，说自己死抓住权力不放是为国为民，是因为离了他不行。其实，我们可以告之这样的人，你真的没那么重要。因为岂不知过分的贪恋权力本身，就是祸国殃民，比如袁世凯之流。
比起袁世凯这样虚伪的人，国的那个特没谱好像更招人喜欢些，因为他至少不装腔作势，似乎是在明明白白的告诉世人：“我就这么的不是东西！”
从以下面两则电报，可见蔡锷的伟人情怀和人品：
七月十七日蔡电唐继尧：“滇、黔此次起义，悉索敝赋以赴国难，虽达拯渊救焚之志，已陷额烂头焦之势，在我军应亟谋善后以图元气之恢复，在政府及一般人士，浴共和之恩波，饮水思源，对于首义之军，应以安之劳之使之得所。以愚意计之，滇、黔善后尚不甚难，需款亦不甚巨，政府对我万不致有所歧视，吝此区区而阴相掣肘也。所最宜注意者，我军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，贯彻一致，不为外界所摇惑，不为左右私昵所劫持，实公私两济。……”
黄的噩耗传到日本，病中的蔡锷为之痛哭，他的挽联是：
以勇健开国，而宁静持身，贯彻实行，是能创作一生者；
曾送我海上，忽哭君天涯，惊起挥泪，难为卧病九州人。
另一位和黄、蔡唱反调，可是他们私交却极莫逆的人，就是洪宪六君子之首杨度挽黄联云：
公谊不妨私，平日政见分驰，肝胆至今推挚友；
一身能敌万，可惜霸才无命，死生从古困英雄。
十一月一日，孙中山和唐绍仪通电全国。
函曰：“克强先生交游满天下，车笠之盟，缟紵之好，究有为仆等所未悉者。代主丧务，勉持大体，征名遍讣，恐有未周，诸祈见谅。”
北京方面国会特休会一日，下半旗一日志哀。
十一月二日北京政府令：
“上将黄兴缔造共和，首举义旗，功在国家，薄海同钦，……派王芝祥前往致祭，给致治费二万，丧葬事宜由江苏省长齐耀琳就近照料……。”
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吗？护国讨袁第一大功臣的蔡锷，在黄兴逝世后八天病逝于日本。
护国讨袁时，蔡锷在军中已积劳成重病，主要为喉疾。民国年六月二十八日他由永宁启程，二十九日抵大洲驿，七月一日抵泸州，这时蔡的喉疾已非常严重，到了不能讲话的地步。
在泸州请了一位德国医生阿密思替他诊视，服药无效，又加上肺叶肿痛，滴水难入，体温高达三十九度，夜不能寐。
蔡锷是个责任心极强人，虽然在病重之中，仍觉得军队的欠薪，四川的善后都是必须尽快解决，非他本人处理不可。仍抱病坚持任事，他也确有许多未了之事。
七月四日，段祺瑞特派法国医生赶来泸州检治蔡的喉疾。法国医生检视后认为：喉病延误过久，声带已狭，病况严重，非迅速赴上海或日本就专科医治不可。
蔡锷的最可贵处在于从不居功。袁世凯死后，蔡功业盖世，名满天下，然而他却不汲汲于名位权利。对于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，这应当是最可宝贵的品德。有些人特别贪恋权位，但却虚伪得很，说自己死抓住权力不放是为国为民，是因为离了他不行。其实，我们可以告之这样的人，你真的没那么重要。因为岂不知过分的贪恋权力本身，就是祸国殃民，比如袁世凯之流。
比起袁世凯这样虚伪的人，国的那个特没谱好像更招人喜欢些，因为他至少不装腔作势，似乎是在明明白白的告诉世人：“我就这么的不是东西！”
从以下面两则电报，可见蔡锷的伟人情怀和人品：
七月十七日蔡电唐继尧：“滇、黔此次起义，悉索敝赋以赴国难，虽达拯渊救焚之志，已陷额烂头焦之势，在我军应亟谋善后以图元气之恢复，在政府及一般人士，浴共和之恩波，饮水思源，对于首义之军，应以安之劳之使之得所。以愚意计之，滇、黔善后尚不甚难，需款亦不甚巨，政府对我万不致有所歧视，吝此区区而阴相掣肘也。所最宜注意者，我军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，贯彻一致，不为外界所摇惑，不为左右私昵所劫持，实公私两济。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