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月二十五日，上海和会派赴西安监督停战的张瑞玑，由西安来电，报告陕西停战划界业已实现。
张瑞玑三月二十二日到达西安时，陈树藩的‘八省联军’已取得很大进展，气焰嚣张，没有停止进攻的意愿。对靖提出的恢复第一次停战令后的防地，和撤走围攻乾县的北方军的主张根本不予理睬，仍诬坚守乾县之靖为土匪。
有史料记载“张瑞玑受陈笼络，偏袒北方，在他拍发的电报中亦有隐称靖全是‘土匪’的话语。张瑞玑的言行引起了陕西靖的极大愤慨，于右任总司令通告各方严予驳斥，并在致张书中有‘闻执事将去矣，长安市上古物字画，为之腾贵’之语，揭露张瑞玑接受陈树藩贿赂的丑行，张不得不怏怏而去”
张瑞玑(～)字衡玉。山西赵城（今属山西洪洞）人。光绪二十九年()进士。光绪三十二年()后，曾在陕西韩城、兴平、临潼、长安等县任知县。
辛亥革命前加入中国同盟会，西安光复的第三天，受命组织民政府于咸宁县署。民政府与参谋处合并为总务府，张与王锡侯共同主持总务府下的铨叙局。共和建立，辞归太原，任山西省军政府财政司司长。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曾署理山西民政长，后辞职去西安，被推举为陕西省军政府顾问。
在第一次南北和议中，袁世凯曾声称陕西、山西两省的革命党人为“群盗”，提出“秦晋群盗，不在和议条款之列”。
张致书袁世凯“执事谓秦晋群盗，瑞玑不敢辩，然奉执事令征群盗者，害且百倍于盗。执事视其焚掠不禁，是残民也；逆天下之心，是树敌也；避南军之锋，专攻秦晋，是示怯也；朝议停战，夕谋进攻，是背盟也。残民不仁，树敌不智，示怯不勇，背盟不信，秦晋之人，固将有以待执事也。”
当张得知袁世凯逼迫孙中山让出大总统位时，再次致书袁世凯谓“大总统者，国民之所同推，非一方所得私举。孙公人望所归，故天下共举之，又安能以其位私授予人？”
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一命归阴后，张在庆幸之余，以辛辣的笔锋，写了《祭袁世凯文》，内称“汝今死也！恶贯满盈，皇梦不成。民穷财尽，乞美求日，未得其逞。花招骗世，知者齿冷。积恶成疾，一命归阴。衣冠羽化，面目狰狞。噫嘻!早死一年，香臭难分。今日物化，盖棺论定。呜呼哀哉!……若在中华征民意，死尔万千谁挽留？”
我们前边提到的，臭名远扬的杨翠喜案，查案大臣以“查无实据”复命，御史赵启霖反倒以“奏劾不实”被革职。
如此大案，事关朝政与皇室体面，醇亲王与大学士尚不敢查实，参奏的御史也遭祸，但张瑞玑却敢以《杨花曲》实记其事，将该丑闻宣扬天下。
《杨花曲》前有小序，简述那件卖官丑闻，诗中详细叙述了事件经过。开头为“东风吹绿满天津，轻薄杨花乱扑人。落絮沾泥飞不起，化作薄命女儿身。”先从杨翠喜写起，写这位女伶的风流漂亮与动人。随后写王孙载振于国难当头之时如何荒淫游乐、寻花问柳“春风猎色打花围，小队青衣拥马飞。西邸宾朋皆内相，津门草木生光辉。……杯盘狼藉夜沉沉，丝竹凄凉亡国音。不下铜驼卧荆泪，还存金屋贮娇心。……河间王邸列群芳，家卉争如野卉香。”其下写段芝贵观察“红丝月老费商量”、“亲代天孙筹聘钱”事，“香车宝马配双环，比肩亲载玉人还”。
再下即写到事件的要害“消受章台一枝柳，人天好事感良友。昆仑肝胆押衙心，酬恩岂在谢媒酒。阿翁只手揽朝纲，亲草诏书代玉皇。白山黑水新开府，头衔一旦生光芒。”这几句是全诗的关键所在。
载振得到杨翠喜后，为了感谢段观察，就让“只手揽朝纲”的老子授予段芝贵要职，段氏便得到了黑龙江巡抚的头衔。叙此经过后，诗人还有更厉害的话“天语飞传万众骇，辽东节度用钱买！”天语，朝廷的诏命也。公然对清廷进行严厉斥责。
诗人笔锋，并不止此，又写道“多事青骢赵御史，弹章再拜奏天子。太息深宫拊玉床，预人家事竟如此。朝廷家法本疏宽，尧母仁慈左右难。白发龙钟老宰相，护持亲贵费周旋。”以反语讥讽说，卖官是皇帝家的私事，赵御史何必多事参奏，惹朝廷不快，让慈禧太后为难，又苦了年迈的孙家鼐费心周旋。
诗的结尾为“杨花依旧随风飞，荡作游丝绾不住。”照应开头，又含无限讽刺意味。这样才气横溢的诗作，出自三十五岁的青年诗人之手。作为清政府的下级官吏，敢于以诗讥刺朝中权贵直至皇帝与慈禧太后，不但全然不顾自己的功名与前途，甚至连身家性命也置之度外。诗人肝胆，感人至深。所以章太炎称张瑞玑这样的人，“近不可得已”。
一代名流——张瑞玑，身为清朝官员而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成为革命党人的朋友和同志，同盟会成立，即“慨然与焉”，并积极响应起义。其后义正辞严致袁世凯两书，也曾置生死于不顾抵制曹锟贿选、斥卢永祥军之土匪行径，及反对帝党分子沈铭昌长晋，充分表现了一位正义正直之士的品格和胆气，名重一时，长令后人钦敬。
张瑞玑又是一位藏书家和饱学之士，十万卷藏书后来悉捐山西省图书馆。而他同时又是一位画家，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。
章太炎在《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》中说，张瑞玑“自谓书不如画，画不如诗，诗不如其为人，盖笃论云。”
派张瑞玑赴西安监督停战是南方推荐的，但结果却令南方大失所望。
这样的一位凛然正气的名士，怎么会收受陈树藩贿赂，置事实真相于不顾呢？
张瑞玑三月二十二日到达西安时，陈树藩的‘八省联军’已取得很大进展，气焰嚣张，没有停止进攻的意愿。对靖提出的恢复第一次停战令后的防地，和撤走围攻乾县的北方军的主张根本不予理睬，仍诬坚守乾县之靖为土匪。
有史料记载“张瑞玑受陈笼络，偏袒北方，在他拍发的电报中亦有隐称靖全是‘土匪’的话语。张瑞玑的言行引起了陕西靖的极大愤慨，于右任总司令通告各方严予驳斥，并在致张书中有‘闻执事将去矣，长安市上古物字画，为之腾贵’之语，揭露张瑞玑接受陈树藩贿赂的丑行，张不得不怏怏而去”
张瑞玑(～)字衡玉。山西赵城（今属山西洪洞）人。光绪二十九年()进士。光绪三十二年()后，曾在陕西韩城、兴平、临潼、长安等县任知县。
辛亥革命前加入中国同盟会，西安光复的第三天，受命组织民政府于咸宁县署。民政府与参谋处合并为总务府，张与王锡侯共同主持总务府下的铨叙局。共和建立，辞归太原，任山西省军政府财政司司长。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曾署理山西民政长，后辞职去西安，被推举为陕西省军政府顾问。
在第一次南北和议中，袁世凯曾声称陕西、山西两省的革命党人为“群盗”，提出“秦晋群盗，不在和议条款之列”。
张致书袁世凯“执事谓秦晋群盗，瑞玑不敢辩，然奉执事令征群盗者，害且百倍于盗。执事视其焚掠不禁，是残民也；逆天下之心，是树敌也；避南军之锋，专攻秦晋，是示怯也；朝议停战，夕谋进攻，是背盟也。残民不仁，树敌不智，示怯不勇，背盟不信，秦晋之人，固将有以待执事也。”
当张得知袁世凯逼迫孙中山让出大总统位时，再次致书袁世凯谓“大总统者，国民之所同推，非一方所得私举。孙公人望所归，故天下共举之，又安能以其位私授予人？”
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一命归阴后，张在庆幸之余，以辛辣的笔锋，写了《祭袁世凯文》，内称“汝今死也！恶贯满盈，皇梦不成。民穷财尽，乞美求日，未得其逞。花招骗世，知者齿冷。积恶成疾，一命归阴。衣冠羽化，面目狰狞。噫嘻!早死一年，香臭难分。今日物化，盖棺论定。呜呼哀哉!……若在中华征民意，死尔万千谁挽留？”
我们前边提到的，臭名远扬的杨翠喜案，查案大臣以“查无实据”复命，御史赵启霖反倒以“奏劾不实”被革职。
如此大案，事关朝政与皇室体面，醇亲王与大学士尚不敢查实，参奏的御史也遭祸，但张瑞玑却敢以《杨花曲》实记其事，将该丑闻宣扬天下。
《杨花曲》前有小序，简述那件卖官丑闻，诗中详细叙述了事件经过。开头为“东风吹绿满天津，轻薄杨花乱扑人。落絮沾泥飞不起，化作薄命女儿身。”先从杨翠喜写起，写这位女伶的风流漂亮与动人。随后写王孙载振于国难当头之时如何荒淫游乐、寻花问柳“春风猎色打花围，小队青衣拥马飞。西邸宾朋皆内相，津门草木生光辉。……杯盘狼藉夜沉沉，丝竹凄凉亡国音。不下铜驼卧荆泪，还存金屋贮娇心。……河间王邸列群芳，家卉争如野卉香。”其下写段芝贵观察“红丝月老费商量”、“亲代天孙筹聘钱”事，“香车宝马配双环，比肩亲载玉人还”。
再下即写到事件的要害“消受章台一枝柳，人天好事感良友。昆仑肝胆押衙心，酬恩岂在谢媒酒。阿翁只手揽朝纲，亲草诏书代玉皇。白山黑水新开府，头衔一旦生光芒。”这几句是全诗的关键所在。
载振得到杨翠喜后，为了感谢段观察，就让“只手揽朝纲”的老子授予段芝贵要职，段氏便得到了黑龙江巡抚的头衔。叙此经过后，诗人还有更厉害的话“天语飞传万众骇，辽东节度用钱买！”天语，朝廷的诏命也。公然对清廷进行严厉斥责。
诗人笔锋，并不止此，又写道“多事青骢赵御史，弹章再拜奏天子。太息深宫拊玉床，预人家事竟如此。朝廷家法本疏宽，尧母仁慈左右难。白发龙钟老宰相，护持亲贵费周旋。”以反语讥讽说，卖官是皇帝家的私事，赵御史何必多事参奏，惹朝廷不快，让慈禧太后为难，又苦了年迈的孙家鼐费心周旋。
诗的结尾为“杨花依旧随风飞，荡作游丝绾不住。”照应开头，又含无限讽刺意味。这样才气横溢的诗作，出自三十五岁的青年诗人之手。作为清政府的下级官吏，敢于以诗讥刺朝中权贵直至皇帝与慈禧太后，不但全然不顾自己的功名与前途，甚至连身家性命也置之度外。诗人肝胆，感人至深。所以章太炎称张瑞玑这样的人，“近不可得已”。
一代名流——张瑞玑，身为清朝官员而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成为革命党人的朋友和同志，同盟会成立，即“慨然与焉”，并积极响应起义。其后义正辞严致袁世凯两书，也曾置生死于不顾抵制曹锟贿选、斥卢永祥军之土匪行径，及反对帝党分子沈铭昌长晋，充分表现了一位正义正直之士的品格和胆气，名重一时，长令后人钦敬。
张瑞玑又是一位藏书家和饱学之士，十万卷藏书后来悉捐山西省图书馆。而他同时又是一位画家，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。
章太炎在《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》中说，张瑞玑“自谓书不如画，画不如诗，诗不如其为人，盖笃论云。”
派张瑞玑赴西安监督停战是南方推荐的，但结果却令南方大失所望。
这样的一位凛然正气的名士，怎么会收受陈树藩贿赂，置事实真相于不顾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