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内政之设施,尚可视国内之能力,以为缓急之序,其最有重要关系,而为世界所注目者,则为欧战后国际上之问题。自欧战发生以来,我国已成合纵之势,参战义务所在,唯力是视,讵可因循。而战备边防,同时并举,兵力财力,实有未敷。因应稍疏,动关大局。然此犹第就目前情势言之也。欧战已将结束,世界大势当有变迁,姑无论他人之对我如何,而当此漩涡,要当求所以自立之道。逆料兵争既终,商战方始,东西片壤,殆必为企业者集目之地。我则民业未振,内政不修,长此因仍,势成坐困,其为危险,什百于今,故必有统治的实力,而后国家之权利乃能发展,国际之地位乃能保持,否则委蛇其间,一筹莫展,国基且殆,又安有外交之可言乎?此国家存亡之关键,我全国之官吏商民,不可不深长思也。……昌一日在职,必本此以为推行,硁硁之性,始终以之,冀以刷新国政,振拔末俗。凡我国民,亟应共勉……。”

    徐世昌这一就职宣言,明确宣告,“佥曰南北统一,求统一之方法,固宜尊重和平”。提出“物产蕃滋,而工商仍居幼稚。是必适用民生主义,悉力扩张实业,乃为目前根本之计。盖欲使国家之长治,必先使人人有以资生”的国策。

    这些主张令人耳目一新,是很鼓舞人心的。

    段祺瑞为了实行和冯同时下野的诺言,在徐世昌就职大总统后,即请辞职,专任参战督办。国务总理由钱能训代理。

    徐世昌深知段祺瑞是个何等专横之人。他更知道黎元洪和冯国璋这二位总统结局不好,归根结底是没有乖乖听段的话。他当然不肯当“阿斗”,要抗拒“诸葛亮”,&sp;“阿斗”有作为。

    这需要实力,徐恰恰没有实力。他打出了两张牌,一个是拉曹坤吴佩孚,拉直系,一个是拉旧交通系和被段系边缘化了的研究系。

    研究系在安福国会中已受尽压制。段祺瑞讨平张勋复辟后,对新交通系极为重用,对旧交通系则不理会。旧交通系、研究系对段都已无好感,徐拉拢这两系,可谓是一拍即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