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认为集体行动会给学生“养成倚赖群众的恶心理”,“个人自己不肯牺牲,不敢做事,却要全体罢了课来呐喊助威,自己却躲在大众群里跟着呐喊。这种倚赖群众的心理是懦夫的心理。”

    鲁迅亦对此类“合群的爱国”有过不留情面的论述,他说,“大凡聚众滋事时,多具这种心理,也就是他们的心理。他们举动,看似猛烈,其实却很卑怯。”

    鲁迅也认为学生运动实属无益。“比年以来,国内不靖,影响及于学界,纷扰已经一年。世之守旧者,以为此事实为乱源;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。全国学生,或被称为祸萌,或被誉为志士;然由仆观之,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,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;谓之志士固过誉,谓之乱萌,亦甚冤也。”

    罢课证明无益无用,学习方是正事正业,这是胡适的主要观点。那么,在时事危急之时,胡适开出“镇静主义”的药方。

    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,全国学校罢课后,胡适给那些受不住外面刺激的学生讲了歌德的故事。

    德国文学家歌德Goethe在他的年谱里曾说:“他每遇着国家政治上有大纷扰的时候,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,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扰乱。所以,拿破仑的兵威逼迫德国最厉害的时期里,葛德天天用功研究中国的文物。又当利俾瑟之战的那一天,歌德正关着门,做他的名著Ess.e.x的‘尾声’。”

    他屡屡给人家讲歌德的故事,但效果至少在一个德国学人身上得以实现。1942年,一个叫ZuLoew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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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H.P.勒文施泰因的德国学者痛心于中国所受战祸,遂写信给胡适要来中国投军为中国而战。胡适复信给他,给他又讲了他的本国文豪歌德的故事。

    “我回他一信,请他想想Goethe[歌德]自记他每遇到政治上最不愉快的情形,他总勉强从事于离本题最远的学术工作,以收敛心思。故当拿破化战氛最恶之时,歌德每日从事于研究中国文字。又其著名剧Ess.e.x[《埃塞克斯》]的‘尾声’Epilogue乃作于来勃西之战之日。”

    大约二十多年后,1961年11月23日,胡适得到一位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的求见,而此人即是胡适曾复信劝其稍安勿躁的H.P.勒文施泰因。

    对于“一二九”运动,胡适态度鲜明的给予了肯定。12月15日,他在《大公报?星期论文》发表一篇《向学生运动进一言》的文章。指出: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,“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一件最可喜的事”。“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,何况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!……人数不算多,队伍不算整齐,但我们望见他们,真不禁有‘空谷足音’之感了。”说那天的学生运动,“是天下皆知的壮举”,也肯定这次运动反对华北“自治”的傀儡丑戏的功绩。

    同时也指出:“但是九日以后,各校学生忽然络续有罢课的举动,这是我们认为很不幸的。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,……不但不能引起同情,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。”“我们爱护青年运动的人,不忍不向他们说几句忠告的话。第一,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目标。在这个变态政治之下,赤手空拳的学生运动只能有一个目标,就是用抗议的喊声来监督或纠正政府的措施。他们的喊声是舆论,是民意的一种表现。……一切超过这种抗议作用舆论作用的直接行动,都不是学生集团运动的目标。第二,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力量。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,而组织必须建筑在法治精神的基础之上。第三,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方法。他们都在受教育的时代,所以一切学生活动都应该含有教育自己训练自己的功用。…第四,青年学生要认清他们的时代。”

    12月22日夜,胡适又作《再论学生运动》一文,文章说:“关于北平学生两次游行的事,我们不能不认为当局的处置是错误的……关于北平学生继续罢课,我们希望他们平心考虑北平各大学校长第二次劝告同学的话。”希望学生们“即日复课”,“请求学校当局取消本学年的年假和寒假,以供补课及考试之用”。也就是说,胡适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,可以抗议示威,但罢课是无益的。

    为此他为北大的复课积极努力,他甚至还亲手撕掉北大学生贴在一院号召罢课的通告。

    2月31日,北大学生在三院召开全体会议,胡适建议学生举手表决是否1月4日放假,是否复课。结果学生多数表决不放假,1月4日复课。

    但是到了1936年1月4日北大复课那天,学生纠察队反对上课。由于周秉琳、蒋梦麟等的劝说,当日上午有十三个班上课,下午有五个班上课。当日校务会议决议无论他校复课情形如何,北大继续上课,照常点名。

    1月6日,学生开大会,表决“继续罢课,不达目的不止”。

    1月7日,北大召开行政会议,鉴于当天上课人数太少,决定8日放假,并决定2月1日开学,6日上课。至此,胡适与蒋梦麟等人关于复课的努力宣告失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