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冬日的寒风中,这个穿着少了半只袖子破军大衣的“叫花子”,不吭不哈,不打不闹,蜷缩着身子,继续徜徉在纱厂门口。每当有女工经过时,他就会扬起那张挂着紫红色刀疤的面孔,直勾勾地盯着对方,弄得人心里有点瑟瑟地发毛。

    第二天晚上,红姐又是早早地回了家。我正在房间里复习功课,抬头看见红姐推门走进来,诧异地问道:“我还准备11点去接你呢,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?”

    红姐一边脱着厚重的棉外套,一边幽幽地答道:“说是厂里的材料不够了,现在每个班都要匀着用,我们今天的定额用完了。”

    “每个班匀着用?还不如一个班集中生产呢。”我不满地抱怨了一句。

    听了我的话,红姐弯弯的眉梢扬了下:“现在我们挡车都是按计件发钱,你一个班用了别人的定额,别的班没活干了,拿什么发钱,怎么生活呢。”

    听了红姐的话,我心里不舒服,就岔开了话题,随口问道:“你回来的时候,那个叫花子还在门口吗?”

    红姐咬着薄薄的双唇,瞥了我一眼:“他不是叫花子。”

    “他不是叫花子?你……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叫花子?”我一时不明就里,略微有点吃惊。

    红姐长长的睫毛颤动了一下,白皙的面颊透出淡淡的红粉:“他又没有要饭,怎么能是叫花子呢?”

    红姐的回答让我一时语噻。是啊,真是挺怪异的,他没有在门前要饭,也没有乞讨别的东西:“不叫叫花子,哪该叫个啥呢?叫流浪汉?”

    红姐开始低头收拾床铺,莞尔片刻,才回答道:“他应该不是流浪汉,他……应该是有家的……”

    我看到红姐若有所思的样子,一时好奇,不由地又追了一句:“他有家,你是怎么知道的?”

    “每个人都有家,要不然他是从哪里来的?”红姐理好了床铺,拿起脸盆出门去了。

    望着红姐出门的背影,我心里一时有些惆怅,知道她心里可能思念小壮了。等红姐回到屋里时,我故作轻松地提议,过几天抽空回趟家,去看看小壮。红姐听了我的宽慰,脸上露出一丝落寞的笑容,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随后的几天,这个有点花痴的“叫花子”依旧像幽灵一般,从白天到晚上都在厂门口游荡,让打门里进进出出的女工们心生恐惧。门卫值班的几个老娘们撵了他几次,“叫花子”都置若罔闻。最后,门卫没有了办法,就打电话给了城西派出所,派出所问明了情况后,说他又没打人没骂人,也不偷钱不毁物,也没有耍流氓调戏妇女,真地想收容他的话,该找民政部门去解决。

    纱厂进出的人们在忐忑中,度过了一天又一天。就在人们已经适应了“叫花子”的存在时,他却在一个晚上突然消失了。那天正好是红姐上夜班,我被屋外两只呜咽叫春的野猫闹得心烦意乱,它们在周围的房顶墙头上蹿下跳,搅得我整夜都没有能够睡踏实。

    “叫花子”就像一个神秘的飞碟,来无踪去无影,竟让大伙心里一下空落起来。当天中午,保班的人不由自主地议论开来。黄师傅说“叫花子”怎么就自己跑掉了。许班长说他不是自己跑掉的,是省里领导要来市里视察,为了不影响县里的形象,他被县民政局集中收容,用车拉到外地后给扔了。张胖子不服许班长的说法,说“叫花子”是小李一伙人偷偷打跑了的,小李记恨因为“叫花子”吃了亏,才私下里做了这样龌龊的事。不管怎样,有关“叫花子”的风波总算过去了,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,几天之后就再也没人提起了。

    元旦过后,天气愈加寒冷,凛冽的北风呼呼地刮,像一把把刀子无情划过人们的眉眼,咝咝啦啦的疼痛直往心里钻。今年与往年不同,除了立冬后飘了点小雪花,至今都没有下一场像样的大雪。俗话说:冬天不下雪,春天难耕种,大运河边的人们尽管被冻的缩着脖子,依旧忧心匆匆地期盼着大雪的降临。

    这天晚上,我早早地就去了夜校。这学期的功课已经学完,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,各科老师轮流到几个班去,做临考前的最后辅导。老师上了一堂课,其余的时间让我们自习,教室里十分安静,我同座的红脸小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,腥臭的烟雾熏得人头昏脑涨,呛得人只想咳嗽。

    “你不能少抽两支?”自打听从红姐的劝告戒了烟后,我已经对这种恼人的烟味有些厌烦了。

    “这《力学》他妈的太难了,我一晚上也没有整出一道题来。”红脸小齐又使劲地抽了一口,弯腰把剩下的小半支烟在地上捻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