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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十五名各级官员的到位，整个都督府已经完整的运转起来。
李勋身为武州都督，事情说多也多，说不多也不多，总体上来讲，就两个方面，对内，保民固防，对外，御敌保疆。
大晋的军权分为两部分，统军与调军。
拥有统军权却没有调军权，你只能是统领军队，对军队进行训练等日常事务，为用于调军权的长官调用，无自主调用军队的权利。
统军权与调军权分离，保证了权利的分离，分割了将领的权利，防止了拥兵自重的可能
一般来说，军队都在各自的驻地训练、驻守，遇有战事，皇帝下旨给兵部让其调兵，然后以正式文书的方式传达给某位将领统兵，同时发给虎符印信。
战事结束，将领缴印归朝，军队则各回驻地。兵不识将，将不识兵，这就是统军权和调军权分离的结果。
这种制度很好，也非常有效，但是随着大晋国势的衰落，以及几场大规模民乱的爆发，为了更好更快的镇压叛乱，朝廷不得不把权利下放，给地方将领足够的自便之权，也正是借着剿灭叛乱这个机会，许多将领，大肆扩充兵备，任人唯亲，更是长年掌军一处，对军队有了绝对的控制权，以至到了最后，形成尾大不掉，拥兵自重，与朝廷进行对抗的局面。
赵智继位之后，对军制有了一定的调整，对地方军事主将的职称与权利进行了一些调整与细分，同样是主管一州军事的主将，防御使的权利就远不如都督，防御使虽有统军权，却没有自便权，只能按照朝廷的指令，固守一方，不能做出任何超越自身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，这也是为什么，广元十五年的白巾军叛乱，晋阳城被围，河东道有六个防御使，三万多军队，在旁眼睁睁看着，也不敢出兵救援，因为在没有朝廷的命令下达之前，他们不敢，也不没有权利调遣军队。
都督与节度使又有不同，两者都是有着自便之权，相比较于后者，都督更加专政与军事，就算兼任地方监察使，一般也是不能随便插手地方政务。
都督有统军权，也有调军权，但调军权受到一定的限制，那就是在外敌的军队没有集结，或是进攻侵犯的意图非常明显之前，都督是没有权利调遣集结军队，率先进行进攻打击的。
节度使的权利在所有将领之中，是最自由，也是最大的，他有先斩后奏，便宜行事之权，也就是可以自行制定军事计划，先行实施，然后上报朝廷即可，如果受到朝廷的信任，兼任一州乃至数州的监察使一职，握有监察地方官吏的大权，同时又兼任屯田、水陆转运等有经济权的使职，这样的节度使，就集地方军、政、财权于一身，几乎是有了绝对的权利。
但赵智当皇帝的这些年，对武将的管制非常严格，除了李忠在安北做节度使的时候，集所有大权于一身之外，就连另外一个很受赵智信任的洪安郡王赵柏安，也只是兼任了江南道的监察使一职，对于地方上的政务，没有太大的影响力。
李勋最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。
第一，招募了部分大石人充当都督府的翻译与低层小吏，毕竟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，很多事情处理起来会非常麻烦，有时候往往会把好事做成了坏事，增加双方的矛盾与纠纷，对于这一点，周青也是非常赞同，也是有样学样，招收了一些大石人，百姓的上门告状与诉讼，以及县府官员的下乡办事，有他们在一旁，对于减少大石人敌视汉人的情绪，确实是有了一定的作用。
李勋做的第二件事情，就是立信。
武州在大石帝国统治时期，并不是什么前方战略重地，所以在战备方面，不是很重视，城墙残破，道路不畅，李勋招募了大量大石人，修补城墙与武州境内的主要官道。
在这件事情上，最开始却是受到了百姓们的冷遇，几乎没有人主动前来报名，其实也不怪他们，毕竟有前车之鉴，吴恒刚到任的时候，也是起了修补神池县城的想法，那时候的大石人对于陌生的大晋还不是很敌视，所以有许多百姓主动报名，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大晋的官员克扣钱粮，强迫百姓高强度做工，死伤数百人之多，这也是大石人开始敌视汉人的起点。
不过李勋的做法很温和，并没有强征百姓，而是以高价招工的方式，在城内张贴官文，招募百姓。
从张贴官文开始，一直到第五天，这才有寥寥七八个人前来应募，李勋统统收下，人少就做人少的事情，让他们把修城所需的物品，一点点的搬运到制定的地点，每天工作三个时辰，三餐管饱，每五天发放一斗米，二百文钱，这点钱粮并不算多，但是对于刚刚经历过战争，普遍困苦的武州百姓来说，足以让他们心动异常。
随着十五名各级官员的到位，整个都督府已经完整的运转起来。
李勋身为武州都督，事情说多也多，说不多也不多，总体上来讲，就两个方面，对内，保民固防，对外，御敌保疆。
大晋的军权分为两部分，统军与调军。
拥有统军权却没有调军权，你只能是统领军队，对军队进行训练等日常事务，为用于调军权的长官调用，无自主调用军队的权利。
统军权与调军权分离，保证了权利的分离，分割了将领的权利，防止了拥兵自重的可能
一般来说，军队都在各自的驻地训练、驻守，遇有战事，皇帝下旨给兵部让其调兵，然后以正式文书的方式传达给某位将领统兵，同时发给虎符印信。
战事结束，将领缴印归朝，军队则各回驻地。兵不识将，将不识兵，这就是统军权和调军权分离的结果。
这种制度很好，也非常有效，但是随着大晋国势的衰落，以及几场大规模民乱的爆发，为了更好更快的镇压叛乱，朝廷不得不把权利下放，给地方将领足够的自便之权，也正是借着剿灭叛乱这个机会，许多将领，大肆扩充兵备，任人唯亲，更是长年掌军一处，对军队有了绝对的控制权，以至到了最后，形成尾大不掉，拥兵自重，与朝廷进行对抗的局面。
赵智继位之后，对军制有了一定的调整，对地方军事主将的职称与权利进行了一些调整与细分，同样是主管一州军事的主将，防御使的权利就远不如都督，防御使虽有统军权，却没有自便权，只能按照朝廷的指令，固守一方，不能做出任何超越自身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，这也是为什么，广元十五年的白巾军叛乱，晋阳城被围，河东道有六个防御使，三万多军队，在旁眼睁睁看着，也不敢出兵救援，因为在没有朝廷的命令下达之前，他们不敢，也不没有权利调遣军队。
都督与节度使又有不同，两者都是有着自便之权，相比较于后者，都督更加专政与军事，就算兼任地方监察使，一般也是不能随便插手地方政务。
都督有统军权，也有调军权，但调军权受到一定的限制，那就是在外敌的军队没有集结，或是进攻侵犯的意图非常明显之前，都督是没有权利调遣集结军队，率先进行进攻打击的。
节度使的权利在所有将领之中，是最自由，也是最大的，他有先斩后奏，便宜行事之权，也就是可以自行制定军事计划，先行实施，然后上报朝廷即可，如果受到朝廷的信任，兼任一州乃至数州的监察使一职，握有监察地方官吏的大权，同时又兼任屯田、水陆转运等有经济权的使职，这样的节度使，就集地方军、政、财权于一身，几乎是有了绝对的权利。
但赵智当皇帝的这些年，对武将的管制非常严格，除了李忠在安北做节度使的时候，集所有大权于一身之外，就连另外一个很受赵智信任的洪安郡王赵柏安，也只是兼任了江南道的监察使一职，对于地方上的政务，没有太大的影响力。
李勋最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。
第一，招募了部分大石人充当都督府的翻译与低层小吏，毕竟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，很多事情处理起来会非常麻烦，有时候往往会把好事做成了坏事，增加双方的矛盾与纠纷，对于这一点，周青也是非常赞同，也是有样学样，招收了一些大石人，百姓的上门告状与诉讼，以及县府官员的下乡办事，有他们在一旁，对于减少大石人敌视汉人的情绪，确实是有了一定的作用。
李勋做的第二件事情，就是立信。
武州在大石帝国统治时期，并不是什么前方战略重地，所以在战备方面，不是很重视，城墙残破，道路不畅，李勋招募了大量大石人，修补城墙与武州境内的主要官道。
在这件事情上，最开始却是受到了百姓们的冷遇，几乎没有人主动前来报名，其实也不怪他们，毕竟有前车之鉴，吴恒刚到任的时候，也是起了修补神池县城的想法，那时候的大石人对于陌生的大晋还不是很敌视，所以有许多百姓主动报名，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大晋的官员克扣钱粮，强迫百姓高强度做工，死伤数百人之多，这也是大石人开始敌视汉人的起点。
不过李勋的做法很温和，并没有强征百姓，而是以高价招工的方式，在城内张贴官文，招募百姓。
从张贴官文开始，一直到第五天，这才有寥寥七八个人前来应募，李勋统统收下，人少就做人少的事情，让他们把修城所需的物品，一点点的搬运到制定的地点，每天工作三个时辰，三餐管饱，每五天发放一斗米，二百文钱，这点钱粮并不算多，但是对于刚刚经历过战争，普遍困苦的武州百姓来说，足以让他们心动异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