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西明的战争正在有条不紊地筹划之中,各路驻军多数向湖北和广西两省集结,看来李来亨已经修改了方针,改变了过去以西北驻军为主力平蜀的策略,转而选择了自楚、桂进军的间接路线。

    新的战争阴云正在悄悄骤集,但对于关内的多数地区而言,安定的太平时节已经降临。

    大顺委派的官吏和驻军,已经接管了明朝绝大部分的疆域。井然有序的营庄改造也在推行之中,只不过鉴于乡官数量的限制,对于新晋取得的土地,李来亨已经放开了清田驰禁的步伐。

    营庄之禁的破坏,是从庄使开始的。

    光中二年起,朝中都营田司已经陆续破获了不少庄使私吞土地的案例。

    虽然李来亨定制之初,就设置了庄使、推官、捕盗使、村长等乡官牵制监督的权力结构。可是随着营庄制在更广泛地区内的扩大,庄使的贪墨违禁便难以完全遏止。

    即便大顺有严刑酷法来限制庄使,违禁过分的通常还要处以死刑。但既然制度本身隐藏了庄使侵吞土地的特权,行政惩罚的效果也就有限了。

    何况营庄制需要耗费的巨大行政资源,过去仅在湖北、河南两地,大顺尚能支撑,现在一下子扩充到了十倍以上的地域内,行政资源便根本不敷使用了。

    清田驰禁必然被提上日程,只是李来亨对于限制大地主兼并的想法也始终未变。

    “驰”营庄之禁的同时,还要清查仗田——而清田过程中,大顺又以相当倾斜的态度,默认了明末乱世期间贫民佃农对于抛荒土地私自占有的合法性,实际上也产生了均田的效果。

    此外一部分本由营田司管理的营庄土地,也被授予了耕种的佃农——至于本来拥有这部分土地的原地主,其田息收入则被李来亨直接换为了虚无缥缈的工坊股本。

    其中不服的士绅并非少数,只是在大顺军强大的武力面前,他们根本不敢升起抵抗之心。毕竟孙可望远在四川,退守广东和福建的郑家小朝廷也缺乏北伐的力量,塞外的清军则在经历甲申之役后,不仅残暴的面目完全被看穿了,其本身的力量也虚弱到根本不能牵制大顺军丝毫。

    各部驻军的强力弹压之下,河北、山东、山西,以及新设立的以徐州为省会、由原豫东一部、皖北一部和江北一部合并而来的淮海省,均完成了营庄佃农向自耕农转化的进程。

    士绅的叛乱并非少数,但动摇大顺基层政权统治的叛乱,连一例都不存在。

    甲申之役清军的入寇,已经大大打击了华北士绅的力量,使得他们在清、顺之间,考虑良久以后,只能接受自己的土地被佃农夺走,而自己仅获得一些不值钱的工坊股本的现实。

    毕竟这和剃发令之下,尊严被践踏、财产被全部夺走,连家族都被整个毁灭的灾难相比,简直不值得一提了。

    甚至不少士绅子弟,已经开始寄希望于通过科举、乡政学校、讲武堂的途径,进入大顺朝廷之内,成为体制的一部分以后再设法夺回家族的产业。

    来自南方的士子纷纷乘船北上,自从金国被蒙古灭亡以后,已经空荡荡数百年的大梁运河又繁盛了起来。

    天下文人悉数奔赴汴梁,东京风华璀璨又盛于从前。

    兴京长安府和北京北平府的重建工程也已经初步展开,大顺国初时强盛的国力、严密的统治和清廉的政治,即便战争连绵不断、巨大的土木工程也相继兴起,却还是在各地绅民之中留下了一个光中之治的深刻印象。

    虽然官员大部分都知道此时顺朝的实权早已操于监国之手,但普通百姓还是只为光中天子李过修起了牌位。